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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南都繁会景物图卷》（局部）中有两位戴眼镜的人 作者供图
【谈文绎史】
早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就有眼疾方面的记载，如“贞王弗疾目”“有疾目其延”“贞不隹目忧”等，其中“疾目其延”指眼疾沉疴难愈。周制，以盲人为乐官、乐人，辅佐君主。瞽叟一类人物常见于先秦典籍。东汉刘熙《释名》卷八“释疾病”区分了“盲”“瞽”“矇”“瞍”“瞎”“眇”等词所代表的不同含义的眼疾，反映了古人对视觉问题认知的细化。
汉代以来，累有名人病目见诸史传文集。《梁书》载梁元帝萧绎幼“盲一目”。他在《金楼子》中自称：“吾小时，夏日夕中，下绛纱蚊绹，中有银瓯一枚，贮山阴甜酒，卧读，有时至晓，率以为常。”萧绎读书时以纱帐自障，又经常通宵达旦，光线显然不佳。同时，他读书的姿势也于眼有害。因此，尽管“比以来三十余载，泛玩众书万余矣”，却也导致“苦眼疾沉痼，比来转暗，不复能自读书，三十六年来恒令左右唱之”。
唐代白居易也苦于眼疾。其《眼病》诗曰：“散乱空中千片雪，蒙笼物上一重纱。纵逢晴景如看雾，不是春天亦见花。”从诗中可见，他同时患有飞蚊症和近视。致病原因同样是苦读太过。《与元九书》道：“二十已来，昼课赋，夜课书，间又课诗，不遑寝息矣……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，动以万数。”《眼暗》诗云：“早年勤倦看书苦，晚岁悲伤出泪多。眼损不知都自取，病成方悟欲如何。”所以好友刘禹锡劝他“减书存眼力，省事养心王”（《闲坐忆乐天以诗问酒熟未》）。另如韩愈《祭十二郎文》说“吾年未四十，而视茫茫”，也是目力早衰的体现。
宋代以后，科举兴盛，寒窗苦读造就了一大批才华出众但“眼力”衰退的文人士大夫。欧阳修便是其中的代表。宋人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载：“欧阳文忠近视，常时读书甚艰，惟使人读而听之。”欧阳修《读书》诗云“吾生本寒儒，老尚把书卷。眼力虽已疲，心意殊未倦”，自勉且勉励后学。与欧阳修同受眼疾困扰的，还有“素有眼疾，不能远视”的司马光、“少年读书目力耗，老怯灯光睡常早”的苏辙等。此外，陆游《夜坐闻湖中渔歌》云“少年嗜书竭目力，老去观书涩如棘”，同样因书成病，欲罢不能。
明代“吴中四才子”之一的祝枝山传说患有“怯远症”。“怯远症”即近视。在古代，近视一度被称为“能近怯远症”，意指视近不视远，直到清代黄庭镜《目经大成》始专称此病为“近视”。清人纪晓岚“貌寝短视”（貌丑且近视），乾隆用人“颇以貌取”，故不为所喜（邓之诚《骨董琐记》）。科举旨在培育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精英，结果因用功读书导致的“短视”而不受皇帝待见，亦可谓悲矣。《清史稿·戴敦元传》称“敦元博闻强记，目近视，观书与面相磨，过辄不忘”，活画出一位“书痴”的模样。幸亏他仕于嘉、道两朝，不然碰上乾隆，恐怕也难得到器重。
眼疾对古代读书人的影响不容小觑。康熙时孙云球著《镜史》，其舅董德华作序宣扬他擅长制作眼镜，并现身说法：“即予最近视，阅文缮写，在见寸以内。戊午闱中，藉吾甥镜，顿使目光远一尺有余。”董德华因近视影响了科考，仰赖外甥的“神乎其技”才成功中举，获得入仕资格。
用眼不当是造成各种眼疾的重要原因，这一点早已为古人所认知。唐代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认为“夜读细书”“月下看书”“抄写多年”等习惯容易导致“丧明”。从中医理论来讲，目与脏腑尤其是肝、肾密切相连，肝肾亏虚则目力衰退。如隋代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言“目为肝之外候，腑脏之精华”，明代傅仁宇《审视瑶函》也说“肝经不足肾经病，光华咫尺视模糊”。医治眼疾则需滋补肝肾。明邓苑《一草亭科目全书》提到“加减驻景丸”，其药方由熟地黄、当归、楮实、川椒、五味、枸杞、菟丝子、车前子八种药材组成，能治“肝肾气虚，两目昏暗，视物不明”。外则施以针灸。西晋皇甫谧《针灸甲乙经》即曰“远视不明，承光主之”，可见针刺相应穴位以治眼病的做法由来已久。
古人认识到，除了内服外灸，良好的生活习惯对缓解眼疾痛苦也很重要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提到“饮酒不已”“久处烟火”也特别伤眼，所以对于白居易的眼疾，“医师尽劝先停酒”（《眼病》）。宋赵溍《养疴漫笔》云：“枸杞子榨油点灯，观书能益目力。”除了枸杞能明目的药性外，这里也有看重枸杞油烟火气少的一面。《本草纲目》又云：“石菖蒲置一盆于几上，夜间观书，则收烟无害目之患”，“凡灯惟胡麻油、苏子油然者，能明目治病。其诸鱼油、诸禽兽油、诸菜子油、绵花子油、桐油、豆油、石脑油诸灯，烟皆能损目，亦不治病也”。读书人难免夜间观书，选择合适的燃灯油料可谓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。
苏轼对治眼疾也颇有研究。他常患眼疾，“白发长嫌岁月侵，病眸兼怕酒杯深”“迟暮赏心惊节物，登临病眼怯秋光”等诗句都是佐证。苏轼的做法是以水治目。《游径山》诗云“问龙乞水归洗眼，欲看细字销残年”，自注“龙井水洗病眼有效”。在传为沈括、苏轼医书合编的《苏沈良方》中，苏轼还提到“余病目昏，数以热水洗之”“以手掬熨眼，眼紧闭勿开，亦勿以手揉眼，但掬汤，汤冷即已……沃令眼明”，与今之眼部热敷原理无差。
东汉初年的广陵王刘荆墓中出土了一枚水晶放大镜，可放大字迹四至五倍，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“眼镜”之一。南宋时则已经出现接近今天形态的眼镜，时称“叆叇”。赵希鹄《洞天清录》载：“叆叇，老人不辨细书，以此掩目则明。”明末清初叶梦珠的《阅世编》记录了当时眼镜价格的变化。他幼时就见过前辈戴眼镜，以西洋制为最佳，“每副值银四五两”。顺治以后，苏、杭人制造、贩卖得越来越多，“其价渐贱，每副值银不过五六钱”。可见清初眼镜已经从奢侈品变成百姓日用之物了。国家博物馆藏明人《南都繁会景物图卷》（署仇英款）中，就画了两位戴眼镜者。清代《苏州市景商业图册》则描绘了一家“益美斋精制水晶眼镜铺”，可见眼镜店已经成为苏州城日常一景了。由此还出现了眼镜迷，雍正皇帝就是一例，内务府造办处为他制作了三十副以上的眼镜，存放在宫内各处备用。
眼睛对个人而言如此重要，以至于民间还发展出了拜“眼光娘娘”一类专门负责医治眼疾的神仙的信仰。不过，为了避免目力损伤，造成“子立身边，问为谁氏”（黄庭镜《目经大成》）这样的令人心酸的后果，古人也深知日常养护眼睛的必要性。清人石成金《传家宝·养目》便谆谆教导：“常时无事，则闭目静养。即如镜虽光明，当不照时，即用镜袱盖好，自然尘垢不入，光明耐久也。每常清晨天未明时，并将晚昏暗之时，俱不可强用目……久视日光、久视火光、久写字看书，俱损人目。”这些提醒对今天的我们同样适用。
（作者：吴飞鹏广西股票配资，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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